欲自信，先自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为时间节点的特殊而备受关注——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一年，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会如何看待现实挑战、描画未来愿景？
“七一”讲话中最受关注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忘初心”，另一个则是“文化自信”——后者两年多前就曾出现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在“七一”之前的一个半月内也曾出现过三次，何以在这次大会讲话中如此引人注目？
毋庸讳言，这篇以“不忘初心”贯穿始终的讲话，是习近平治党治国方略的阶段性总结和宣示，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后，习近平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四个自信”首次成为面向全党的正式提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新概念。他进一步阐释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对其文化抱有强烈信任和发展的理想信念之下，才能获得坚持和坚守的信心，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才能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才能激发发展创新的活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在两会期间参加地方代表团审议时，在与大学生座谈时，习近平多次提到过文化自信。
与文化自信相对的，是现实中弥散一百余年的文化焦虑。自近代中国遭外侮破门而入、沦为半殖民地之时起，“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就已失落。中国近代史上先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分别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向西方学习，但效果不彰。与政治危机、经济贫弱直接相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
事实上，在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之前，面对中国的文化困境，人们会更多地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由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主动对文化发展进行反思，并主动承担起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视作“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要实现文化自觉所要求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一是要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有深入的认知和体察，不自卑亦不自傲；二是对外部世界的文化有开放之心、包容之心，不仰视亦不俯视；三是要深刻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它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力。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障。没有文化自觉，不可能达到文化自信；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则容易堕入虚无。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曾提到，“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谈及语文课本删去古诗文时，习近平以“去中国化”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批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造，粗制滥造；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顾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如此浮躁，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的。
习近平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点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知对错、不辨香臭、不讲美丑，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代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小文曾在一次演讲中分析中国的文化焦虑——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骄傲不再。他对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反思，集中于“信用缺失症”。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失信现象如同瘟疫，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需要从法治、规治、德治、心治、教化、综治、长治等七个方面来诊治。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分析了“文化创新”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能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山寨文化盛行。这种文化创新“山寨化”的情形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非常相似，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
应该说，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是经过扎实的现实和理论思考，其背后是深刻的文化自觉。
有人说，在近代丧失了文化自豪感和文化方向之后，中国人开始找回文化自信，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而中国人真正实现文化自信，须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同步。“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袖之一，习近平的一个突出特质就是自信，特别是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从不吝于援引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词句篇章，无论其对于公众而言是妇孺皆知还是略显生僻；他也会轻松从容而不显刻意地使用网络热词、流行语句，比如“蛮拼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从不讳言对于外国优秀文化的欣赏——古希腊的神话、寓言、雕塑、戏剧，德国法国英国的哲学、艺术、诗歌，俄罗斯的小说、交响乐，美国的电影，甚至还有古印度的佛经；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强化执政党对于“自信”的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对于文化自信，习近平的阐释中除了信心，还包括耐力和定力。他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连用三个典故来描述文化自信的表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文化自信并不是张扬外露、形诸辞色，而是通过文化自身的魅力和能量，在无声无形之间以点点滴滴、持之以恒的浸润渗透来感染人、感动人、感化人。而这种感染、感动和感化，最终会成为内心之中的“定海神针”。
这正是“人文化成”的真正内涵与规律。如习近平自己所说，文化的力量正在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一说话就会蹦出来”，这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文化自信说到底，一方面是我们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家园的自信，另一方面更是对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的自信。而这二者又是互为一体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2014年“六一”前夕，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习近平告诉小学生们：“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他指出，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习近平自己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会大量引用古代典籍，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而在他治国理政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能找到对于传统文化的汲取、补充、拓展和完善。
同时，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习近平也充满信心。他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之所以能挺过来、走过来，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精神支撑。“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就文化软实力问题作讲解的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认为，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待本民族文化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
在过去一些年中，针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必然选项，但谈及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一些人的态度则会变得暧昧犹疑，有时甚至显得底气不足。
《解放军报》曾刊文呼吁将革命文化视作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而时下有一种现象，一些人总是带着“近视镜”看待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对红色革命文化存在偏见，或视而不见，或少有提及。
文章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的革命斗争中，在艰苦创业的建设实践中，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那种消解红色经典、颠覆英雄人物、亵渎革命传统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反文化行为。
事实上，在谈及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时，中共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相当看重。习近平就曾警醒全党，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为此必须时刻保持阵地意识。
在沈壮海看来，文化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指文化建设的实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等都包含着文化创造，是已有文化成果、文化条件发挥作用的具体实践。“中国奇迹”本身，正体现着文化的力量。“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看到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力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读出应有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支撑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
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文化心态的开放。这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正如习近平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这更意味着对“新世界”的开放——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力量，不容忽视。
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文艺人士，但习近平毫不掩饰对于民间力量的殷切期待：他说，“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
如何获得文化自信？著名作家王蒙将之归纳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自信，中华文化是理想的也是务实的，是坚强的也是善于应对与自我调整的，是讲原则的也是足够灵活与讲究谋略的。”他说，中华文化不拒绝任何为我所用的启示与参照，但同时我们要具备抵制文化的低俗化、浅薄化、粗鄙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以真正的正确的方向、大师的境界、匠人的精湛、深扎专注的毅力创造我们的文化业绩。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曾有26个文明形态次第登场，但其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这种令人惊叹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从不止歇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亦需要习近平所说的自信、耐心与定力，需要全民族具备强健的文化心理——不简单以“硬实力”定位或局限自己的“软实力”，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滋养民族文化的本源，并为世界提供公共价值。
中国方案向世界贡献共享价值
在2016年7月1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到了这样一个词——“中国方案”，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此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概念已为人熟知，而“中国方案”也并非横空出世。2014年3月，习近平访问欧洲时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谈到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此后，针对全球气候治理、针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曾提到这个概念。
如今，将“中国方案”升级至“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这显然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一方面，如前所说，这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回应和超越，西方的社会制度方案正遭遇问题，历史并未终结，探索还将继续；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对几十年来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发展成就做出制度层面的分析总结，对发展的逻辑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有时评说，“中国提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它既是一个大国的自信——我们有能力为全人类贡献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大国的谦卑——我们只提出可供借鉴、经过中国人民成功实践的方案”。
的确，尽管“中国方案”尚需条分缕析，但这个概念能够被提出，本身就反映出一种历史自觉精神，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有人说，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比如在唐朝，无须政府力量的推动，其文化影响就已遍及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要使文化辐射力增强，必须匹配经济的高度崛起，生成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不仅足够自我解释，而且衍生出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
事实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的领导层所重视，习近平本人就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向亚太、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从“命运共同体”到“中国方案”，各个层面的公共产品，都将映射中国的共享价值。
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中，谈及中国方案、共享价值，最终要看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
正如习近平所期待的，“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经济指标的高企，并不是国家民族的真正崛起，这已是共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强，但20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陷入痛苦的泥淖，而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总和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日本是3%，美国是1.8%。
既有数千年文明传统，又有占绝对优势GDP的中国为何不堪一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分析认为，原因不在于英国船坚炮利，而在于先进的国家形式。中国虽有千余年来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官制度或曰官僚制度，但皇权“统而不治”，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和动员能力，国家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同时身为海洋国家，英国又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实力，那么“自由贸易”就是其软实力。
既然面向软实力塑造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再造对于大国复兴如此重要，那么中国究竟需要创造一种怎样的文化？中国又能够创造出怎样的文化？
在习近平以文化为主题的多次讲话中，描绘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具有独特魅力，既有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又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体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郑永年在其书中写道：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或者说西方价值）才会强大起来。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它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对中国来说，要创造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任务异常艰巨。“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影响力扩展的支撑，也是推动大国复兴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